咬不动的“苹果” 被牵连的“富士康们”

最近，苹果新品手机销量低迷成为业内热议的话题，而伴随着这一波跌势，与之同休共戚的鸿海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有报道指出，鸿海近期股价出现了暴跌。

数据显示，今年鸿海市值累计下跌40%，自金融危机复苏后的五年时间内，这一波跌势也让鸿海首次跌破了万亿台币的关口。下跌之势如此迅猛，就连郭台铭也无法安然稳坐。消息刚出来不久，他就亲自站出来回应：“有传闻说，我们会裁掉大约10万个员工。实际上，我们并不会这样做。至少到明年1月前，我们的业务发展势头会一直保持很好的状态。”

话虽如此，在手机、PC等3C电子产品市场整体疲软的态势下，作为一流的消费电子产品零部件供应商，鸿海不可避免要受其影响。

鸿海的困境

在大陆，鸿海的名气远不及旗下最大的子公司富士康，因苹果公司推出的iPhone手机带来了智能手机行业的革命，在全球智能手机飞速膨胀的需求背景下，富士康承接了包括iPhone、iPad等电子产品的代工业务，也因此被众人熟知。

多年下来，作为苹果最大的供应链厂商之一，尽管获利最多，但与其他大大小小供应链厂商相同，富士康还是逃不开生活在产业链底层的命运。因此对于它们而言，当下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一样的：如何将上游公司的衰退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弱化到最小?

其实富士康不仅仅是苹果的代工厂，同时还是全球很多一流电子产品的代工厂，作为巨无霸级别的制造巨头，它的技术实力毋庸置疑。但是代工费利润薄如纸，富士康的工人辛苦工作，却薪酬寥寥，此前的“血汗工厂”也由此而来。

以iPhone举例，尽管其大部分的零部件都是在中国生产，但由于产品设计、软件开发、产品管理、营销和其它高成本功能主要是在美国本土完成，所以苹果才是最大的受益者，富士康虽然在苹果供应链成本中占到4成，但最终利润仅有可怜的2%左右。

以代工为主营业务，富士康终摆不脱“头部厂商”沉浮带来的困扰。

大牌兴衰，代工的福与祸

首先明确一个概念，我们口中常说的代工厂(OEM，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)指的是原始设备制造商，它的职责就是负责加工和生产品牌公司设计和研发的产品。

最初，因品牌公司需要将自己的品牌附加值最大化，这样的代工模式就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流行开，而后因为当地人力成本的持续增长，代工厂则纷纷转移在中国大陆、台湾地区、东南亚及南美等劳动密集和欠发达地区。

代工模式本身并不赚钱，有行业分析师就曾明确指出：“真正赚钱的公司只有两种，一种是提供品牌的公司，另一种就是技术的拥有者。”但是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电子产品发展迅猛，中国大陆政策优惠，人力成本低，诸多因素为代工厂的发展营造出了良好的产业环境，郭台铭因此顺势创办了富士康。

从1988年“富士康海洋精密电脑插件厂”在深圳诞生开始，在随后20多年里，它几乎是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在成长。也是从电脑制造业崭露头角开始，富士康中国大陆工厂的规模急速扩大，业务量迅速达到了全世界台式电脑总量的四分之一。富士康也以此为契机成功跻身电子代工新兴企业，并深入到电子通讯设备制造的方方面面。而后，苹果作为最后一位推手，终将其推上了世界上最大代工厂之一的位置。

代工厂并不赚钱，但时代的环境成就了富士康，从PC时代到移动时代这连续的二十余年，依赖规模效应，富士康依然收获颇丰。期间，为了更好的盈利，富士康也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和服务一流客户等营业模式。而作为一家代工厂的老板，郭台铭在30岁时就想过生存之道：“只与世界上一流的大厂做生意，只有紧跟着一流客户，才能学到更多，突破自身的发展。”

不难看出，当时的郭台铭是想着曲线救国，一边帮大厂做代工，一边研发自己的技术，至今他也是坚持如此，但事不如人愿，当富士康体量渐大时，要兼顾好上游企业对公司的影响和公司顺利转型两件事，其实并不容易。苹果销量低迷对富士康股价的影响就是例证。